多，恶性竞争难以避免。1997年以前，建筑商可以拿到5%到30%的“进场费”再开工；1997年以后，随着竞争的加剧，相当多的建筑商开始垫资“进场”。而且除了总包，二包、包工头也都要垫资。到包工头，就要垫工人的生活费。

　　刘玉华将这种层层垫资称为“扎钱”，“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建筑商害怕选错开发商。碰到一个开发商是混蛋，就瞎了”。

　　在这样奇特的生态链中，只要哪一个环节出问题，最后遭殃的都是最底层的农民工。“开发商将市场风险层层分解，最后到工人头上分不下去了。”刘说。这样的生态链也决定了建筑业将劳动力成本压到最低，工人的生存条件差也就在所难免。

　　在刘玉华的职业生涯里，他有多次被开发商骗、被总包和二包涮，以及拖欠工人工资的经历。如今，他名义上已不是“包工头”，他也挂靠在某家劳务公司，承包劳务，但面临的问题和以前并没有多少不同。

　　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时福茂进一步介绍，不少劳务公司是皮包公司，仍然存在着向包工头层层转包的问题，“起诉劳务公司还不如起诉包工头，法院还可以把欠薪的包工头拘了”。

　　而根据SACOM的调查，从发包方到工人，层层转包有的竟然多达六七层。

　　“劳动法离建筑行业太远。

”刘玉华说，法律规定的都是“纸上谈兵”。比如工人工资按月发放问题，对他来说就很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。工人工资是含在承包款里的，总包、二包、包工头不可能按月结算工程款，只能按工期结算。这种情况下，工人的工资怎么按月发？

　　第二，工人的工伤保险问题。工人流动性这么大，劳务公司只能按工程买保险，而没法给每个人买。

　　第三，8小时工作制和加班工资问题。建筑业要抢工期，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全行业“劳务派遣”世界罕见

　　全国总工会民主与管理部部长郭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劳务派遣(即包工制)在整个中国都很不规范，建筑业尤为突出。

　　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陈敬慈长期研究中国劳动关系状况。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，像中国这样，建筑行业全行业采取劳务派遣制，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。

　　包括香港以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采用固定工为主、临时工为辅的用工体制。比如香港的建筑商，会按公司承包的工程量测算出大体需要多少骨干工人。这些工人是固定工，按月发薪。不足部分就从外面招零工。“如果没有固定工人做保障，建筑公司根本没有竞争力，揽不到工程。”

　　但是在中国内地，情况完全相反。根据他多年的调查和研究，现有的建筑公司大多从国有建筑公司脱胎而来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为了摆脱固定工沉重的福利负担，国有建筑公司几乎全部转为包工制，建筑工人也从国有企业的固定职工变为打零工者。包工制也分两种，一是承包制，公司只养管理人员，将劳务转包出去；二是“挂单”制，只要缴纳管理费，没有资质的建筑单位也可以挂靠。这样就导致建筑商离实际干活儿的工人很远，雇佣关系不清晰、不稳定，工人的工资、福利保障无从谈起。

　　在中国的建筑业市场中，缺乏多种制衡力量，导致该行业畸形发展。比如没有行规的约束。建筑商垫资“进场”，法律虽然不禁止，但是在行业协会发育充分的国家，会排斥这种恶性竞争。第二，工人无法借助工会组织，集体与资方谈判。单个的农民工在势力强大的资方面前毫无议价能力。

　　陈认为，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下，农工民失业加重，谈判能力降低，欠薪等情况更易发生。

　　建筑业的“包工制”该往何处去？和陈敬慈倾向于建筑商直接用工不同，郭军说，不能违背这个行业流动性很大的规律。他认为有两个方向，一是把包工队变成劳务派遣公司，规范包工头用工；二是成立专业的劳务分包公司。一些大的建筑商一年会用四五千名工人，他们已经和劳务分包公司有固定的合作。两种方式都能保证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形成固定的劳动关系。

　　陈敬慈认为，在规范劳动关系上，立法上还有作为。比如可以规定从发包方到工人，承包关系不能超过3层。这种做法是香港和国外很多国家选用的。其次，建筑工人是技术工人，经过职业培训后持证上岗。在香港等地，他们比其他工人更有自豪感。这和中国内地建筑工人完全无培训的情况很不相同。“国家对建筑业用工应该有个规划，而不是设想他们将来会回到农村，完全不给予他们任何保障。”陈敬慈说。